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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全球资本市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进化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全球产业链的重塑，使得资本的流动方向和配置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。同时，金融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。然而，海外市场复杂的监管环境、文化差异以及汇率波动等风险，是各国金融机构必须面对的挑战。

　　近日，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、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等主办的“2024中欧金融与投资论坛暨CLF50冬季会议”举办，现场，包括知名经济学家、金融与投资机构高管、智库专家及行业领袖在内的多位重量级嘉宾，深度研讨“资本市场进化与金融服务国际化”这一重要议题。

　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、横店集团管理学教席教授、中欧国际金融研究院理事长、中欧金融50人论坛（CL0）联席主席汪泓表示，资本市场进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需求。从历史长河看，资本市场形态随经济进阶持续演变——工业革命催生近代资本市场，为企业扩张融资；信息技术革命则驱动资本市场数字化、智能化转型。如今，大数据、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深度嵌入交易、风控与监管，不断提升效率、优化资源配置、强化市场韧性。

　　“资本市场进化与实体经济紧密相依、互促共进。”汪泓表示，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，资本市场给特斯拉、宁德时代等企业输血，促进其技术研发、产能扩张，企业成长反哺市场创新活力与规模增长，显示了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价值。

　　金融服务国际化也为全球经济融合注入强劲动力。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很多挑战，但资本、技术与人才跨国流动依然在加速，跨国金融机构在跨境投资、贸易融资与金融衍生品交易方面表现非常活跃，优化全球资源配置、提升金融效率与稳定性是驱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，金融服务国际化成为必然趋势。

　　汪泓强调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积极鼓励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多元的国际化金融服务，为基建项目融资，畅通国际贸易渠道，加强国际经济领域的区域合作纽带，同时强调了共同融资规则、风险防范规则等，这些方面有很大的空间。与此同时，金融服务国际化需要稳慎推进各国监管合作，遏制跨境金融风险，构建公平、公正和安全的国际金融秩序。

　　现场，《2024上海金融前沿研究报告》正式发布。报告聚焦金融中心建设、金融开放、绿色金融、资本市场与消费金融等议题，结合全球金融科技崛起、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趋势，以及金融开放与跨境投融资便利化需求，系统梳理了上海金融市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，并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建议。

　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、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、CL0首席专家盛松成在主旨演讲中表示，“当前，与国际上主要经济体的央行相比，我国央行降准还有较大空间。预计今年我国还可能择机进一步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.25个百分点到0.5个百分点。”

　　盛松成认为，降准是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，“因为在诸多货币政策工具中，降准所提供的流动性期限最长、成本最低，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，缓解商业的息差压力”。

　　盛松成进一步表示，此外，我国大部分国债和地方债都由商业购买，目前我国70%左右的国债由商业银行持有，82%左右的地方债由商业银行持有。降准将增加商业银行可自由使用的资金，从而更好地支持国债和地方债发行。

　　“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结构转型，实体经济所需要的货币供应量正在发生变化，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以及与主要经济变量的相关性正趋于减弱。”盛松成说，下阶段，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将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，把金融总量更多作为观测性、参考性、预期性的指标，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，不断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、有效性。

　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、吴敬琏经济学教席教授许斌指出，内部平衡的核心在于实现较低的失业率、较高的GDP增长率和温和的通胀率，而外部平衡则需关注贸易余额占GDP比率的合理性。目前，中国经济正面临青年失业率偏高和通缩压力显现的双重困境。尽管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，但中美利差的扩大正在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，为政策制定增添了复杂性。

　　针对上述挑战，许斌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上的政策选项，例如通过严格资本管制与宽松货币政策相结合来稳定汇率，或允许人民币汇率浮动以实现利率平价。然而，他强调，在现实环境中，面对美国对华关税的加剧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，中国或将优先选择“保汇率”而非“保出口”，同时通过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应对高失业率和通缩难题。